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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与大学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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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3-20 8:36:34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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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社会公正意识，关系到大学如何处理知识追求（pursuit of knowledge）与精神追求（pursuit of spirit）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个“苏格拉底问题”。[15]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教育的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大学教育发展到高等教育，最近几十年又出现了中学后教育、第三级教育之类的说法。纵览大学教育发展史，大学的精神追求逐渐弱化，知识追求则日益受到重视。在西方教育史上，大学教育目的的重大转变即反映了这种总的趋向。如英国大学的理想在于培养gentleman（绅士），及至德国大学，教育目的转为养成scholar（学者）。郑晓沧先生认为gentleman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君子”，scholar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士”；“前者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养”。[16]当前，大学受到来自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各种期望的压力，并且为各种利益所驱使，越来越忽视自身的精神追求和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管如此，大学不应该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训练机构，更不应“企业化”：出售教育“产品”，提供教育服务，以效益和盈利为目标。在知识追求的同时，大学需要培养一种有理想、有信念、有精神追求的人。如果大学变成了职业养成所，就不但失去了大学的“精神”（spirit）或“气质”（ethos），对社会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
可以分析这样一则事例：某名牌大学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到某涉外税务机构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以国家和单位利益的损失为代价为自己谋取私利，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得他可以巧妙地掩盖自己的不正当作为。几年下来，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幕后交易的所得是他应得收入的许多倍。他的几位同班同学聚会时，津津乐道于他的致富经历，流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在他们所毕业的大学举行校庆时，该毕业生拿出了一笔较为可观的捐赠，校方很自然地把他当作“成功校友”加以宣扬。按照纯粹经济学的观点，该校培养这位毕业生是经济的、高收益的。如果超越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视角，从伦理学角度来评判，该毕业生的行为则是不道德的，因为他违背了公正原则。显然，他没有为其牟取的巨大利益提供相应的贡献，这意味着他对公共利益的侵占，在进行不公正的剥夺。实际上，经济学中有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应该弥补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正当的交易行为必定以公正为基础。[17]从法律角度说，这位毕业生还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为“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这种行为的泛滥”。[18]这位毕业生的不正当作为的动机在于追逐私利，但是根源还在于他缺乏社会公正意识。值得警惕的是，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缺乏社会公正意识的大学生近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认为，西方大学教育目的的本源在于希腊的人生哲学，即“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他还借用儒家经典《大学》将大学之道阐释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9] 殊途同归，作为一种“人的教育”而不是“人力教育”，东西方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一致的，都是要培养人而不是工具。如果大学只是教给学生以知识和技能，没有成功地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培养社会公正意识），那么这种教育就不是成功的。如果大学培养的人才缺乏社会公正意识，不是成为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建设者，而是成为社会公正的漠视者乃至破坏者，那么学生的专业学得再好，这种教育也是失败的，并且系统的专业训练可能会给他们破坏社会公正带来更大的能量。“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20]
大学不能仅仅作为职业训练场所而存在，大学尤其是那些具有领导地位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机构，需要在培养具有社会公正意识的人方面发挥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当代法国思想家莫兰（Edgar Morin）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界的成员，但知识界的成员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能化简为一个社会职业阶层，因为他们对于社会和人类负有重要责任；知识分子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1）从事科学文化和/或人文文化方面的职业；（2）在社会政治方面起一定的作用；（3）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或探讨一般性、根本性问题。[21] 对追求普遍原则有一种自觉，就是要自觉地维护、弘扬社会的普遍原则。公正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普遍原则之一，大学需要把知识操作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在院校实践中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公正意识。
具有公正意识、公正地待人处事，这是社会对公民的一个基本要求。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更应该积极培养学生的社会公正意识，因为大学毕业生不是普通的公民，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一部分人还将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有理由要求他们具备更高的道德标准。毋庸置疑，社会公正这种核心价值必须作为大学的一项育人目标，成为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传播社会公正观念
大学是知识精英的集聚地，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希冀它成为“社会的良知”和“理性社会的最后堡垒”。[22]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它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性，它不仅要产生知识和思想，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世纪之交，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倡议，“大学有必要赢得道德领袖的权利”，成为“造就现代公民社会的典范和动力”。[23]
鉴于社会公正一直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法则和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价值生活目标，并且是全部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大学需要充分运用其知识资源和公共身份，在维护、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培养具有社会公正意识的人之外，大学可以通过生产、传播社会公正观念，促进大众社会公正意识的形成，并推动朝向社会公正的政策努力。以北京大学三位公共知识分子型经济学家为例：2001年3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倡议。200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厉以宁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萧灼基教授分别向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提案，建议国家逐步减免农业税。大学学者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或最少受惠者呼吁，反映了大学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的责任，以及对公共舆论及公共政策的积极影响。[24]
在知识社会，追求知识卓越成为顶尖级大学最重要的办学目标，而其他许多大学则在“学术漂移”动力的驱使下沿用这一模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此论述道：知识卓越只应该是学院和大学的众多目标之一，社会公正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一旦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知识卓越相冲突，后者并不理所当然应该获胜。[25] 这一观点表明，大学在维护、促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确承担着重要职责，比人们预期的更为重要。虽然大学的原初宗旨在于传授、探索高深知识，但是大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它与社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如果大学忽视了自己在追求社会公正方面的职责，超然物外地传授、探究高深学问，它或许培养了一大批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毕业生，产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但很可能失却了大学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精神。例如，在有种族歧视的社会，大学如果漠视种族歧视制度和政策，没有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呼吁，从精神追求方面说，大学也就没有发挥“社会良心”的作用，体现不出与一般社会机构的区别。南非一些大学曾经为种族隔离政策随声附和，纳粹统治时期一些德国大学与反犹太主义关系暧昧，前者为人诟病，后者至今还受到反思和批判。这些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大学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的特别期待。这是因为，大学应该重视这一使命，即对社会中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而社会不公正无疑是社会中最令人困扰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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